方升研究 | 蛇口前传-谁为蛇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?


2018.12.07 18:49:40 阅读:6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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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:谈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绝对绕不过蛇口。这段历史似乎已被反复咂摸,但事实上,历史仍有许多鲜活的细节掌握在个人身上。大历史的记录未必能将这一切详尽备述,而个人的忆述或许能为蛇口改革的历史提供另一种维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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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文,方升研究将通过叶飞这位南山蛇口破冰之旅亲历者的视角,重新解读“真正”的袁庚先生是什么样子?同时,改革开放第一扇对外窗口——蛇口工业区在诞生之初,又经历了哪些震动人心的拼搏奋斗?       


为什么是蛇口?

深圳南山蛇口区位优势在今天是毋庸置疑的,但我们不能因此倒推:改革开放初,中国第一家产业园区非蛇口不可,宝安县、香港未来都没南海之滨的小渔村有发展潜力。袁庚选址蛇口,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,在那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素,而且还有言论认为此地仅适合搞旅游度假。


3.jpg70年代的蛇口


“前港—中区—后城”由来

1973年,袁庚先生找到在部队时的老领导——时任交通部部长的上将叶飞,正式进入交通部外事局,不久后任外事局副局长。在这期间,他随叶飞多次出国考察,在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之中,袁庚对中国经济体制弊端有了全新的认识,也令他思路活跃、思想开放的特点更显突出。叶飞也不时同袁庚等人探讨:哪些东西可以“拿”回来为我所用?中国交通发展怎样才能快些、更快些?


例如,1977年5月,叶飞第一次率团出访瑞典、芬兰、丹麦、挪威等北欧四国,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亦在代表团之列。因急于改变中国交通的落后面貌、毫不隐讳自己奉行“拿来主义”,叶飞使出此次访带有鲜明的专业考察性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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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后半个多月,叶飞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参观了斯德哥尔摩、哥德堡、赫尔辛基、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,对大小不等的多家造船厂、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,从技术到管理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了解。参观考察后,北欧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设备、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,给叶飞、袁庚等代表团成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,特别是重技术、重人才、重科研的管理理念,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、竞争意识,及通过港口保税区、工业区扩大生产经营的做法。


香港招商局的再度利用

此次出访回国后,叶飞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,列入交通部重要议事日程。1975年,叶飞任交通部长后,在大批量购买远洋运输船的过程中,招商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。


叶飞曾说:“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,既为国家海运服务,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,为国家赚外汇,搞扩大再生产,同时积累、总结管理经验。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。”


李先念非常赞同叶飞的发言,当即表态说:“对香港,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。现在苏联都在香港建厂,我们为什么不搞?我的意见,不光是交通部这几个厂可以搞,还可以搞它几十个厂。香港是我们的嘛!搞100个厂也不算多。毛主席以前讲过,我们对香港是‘长期打算,充分利用’。现在‘长期打算’是长期打算了,就是没有‘充分利用’。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。” 会后,交通部党组决定派袁庚去香港,对招商局的人力、物力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考察。行前,叶飞向袁庚交代:“要认真考察一下,看这个机构能否有用,能用到什么程度。”


因此,1978年,已61岁的袁庚正准备离休回家养老的时候,突然接到交通部党组准备派他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消息。于是,袁庚动心了。到香港工作之后,为扩大招商局船务事业,一直想在香港买块地。不过,让他丧气的是,即便退而求其次跑到澳门,也同样发现这里的土地价格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


据《招商局史》简介,1978年的香港土地价格之高,仅次于日本东京,中心区每平方英尺已至1.5万港元,郊区工业用地也达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以上。同时,劳动力缺乏、用工成本过高等因素,使得袁庚只能打消了在香港买地的念头。


1978年7月,国务院专题研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,产生许多新理念,包括放手利用外国资金,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、管理和设备等设想。正值此时,袁庚在叶飞支持下,以交通部党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,建议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优势,放手利用外国资金。很快,报告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批准,决定“放权”,“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”,让招商局“放手大干”。李先念副主席批示:“……手脚可以放开些,眼光可以放远些,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!”


8月30日,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,专门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。这次会议,原则上通过了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》(以下简称《请示》)讨论稿,同时作出决定: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;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,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。


这一人事安排,叶飞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的。曾生、袁庚两人不仅政治坚定、思想开放,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、事业心,且都是广东人。战争年代,曾生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书记、新四军东江纵队司令员,毗连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当年是东江纵队的基本活动地区。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,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的作战科长、炮兵团长等职,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,“四人帮”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,袁庚受牵连被关押多年,落实政策后调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。叶飞后来说:“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,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:熟悉香港;会讲广东话;懂得市场,会做生意。”所以,曾、袁两人都是最佳人选。


在这次会上,叶飞讲了一段在当时听来很“出格”,也曾经颇受非议的话。他说:“驻香港的干部,要懂得做买卖、懂得广东话、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,否则是要吃亏的。既然派袁庚去,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。有些事情,他有权就地处理,不要事事请示。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,驭将必败。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,什么事情都要请示,那还行?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,行政上都归招商局,袁庚同志总负责,就是大老板,在香港就能拍板。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,要请示部里。其他业务工作,不要事事请示。经营方面,凡能赚钱的都办,要跳出交通部业务的范围。考虑问题不能光从交通部的角度,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。体制完全改变,单立户头,独立核算,自负盈亏,就是和国内断线,不上缴财政,利滚利,滚雪球,这样才能越滚越大。这样做,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,只是不通过财政部,而是由交通部自己上缴。”


此后不久,社会上传说袁庚去香港前叶飞曾交代:到香港后,“除掉妓院、赌场不能干,什么赚钱都可办”。为核实这句话,查对了交通部当年的会议记录,如上的原话是没有的,记录上除前边引的一段外,另有几句是:“你去以后可以看,什么赚钱都可以干,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,你可以搞。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。授你权,就是这个方针。”当然,为简单、扼要,说成“除掉妓院、赌场不能干,什么赚钱都可办”,意思上也不为错。


选址蛇口——毗邻香港区位优势

关于工业区地址选择,招商局高度重视,提出到沙头角、蛇口、大鹏湾三个公社进行实地考察,然后根据三地的地理、经济及水、电供应等情况再作决定。王全国表示:招商局搞工业区,要有配套设施,包括水、电、码头、道路和相应的福利、文化、医疗设施。你们应先去考察一下再定。”


金石、张振声等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后,经综合考虑比较,最后选定蛇口公社。这里靠近电网,有用电便利;靠近白坭水库,饮用水便利;这里占用农田不多;离蛇口镇不远,生活供应比较便利;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,盐田水深港宽,大亚湾水域辽阔,宜建深水港。


事实上,此时的蛇口公社,还是一个逃港风潮的前沿阵地据当时宝安县不完全统计,1978年1月至11月,全县共外逃1.38万人,逃出7037人。广东省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,这一年在宝安县一地就堵截收容了逃港人员4.6万多人。


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呈之后,广东省、交通部很快通过并上报中央。不过,袁庚是急性子,胆子又大,在中央还没批复报告的情况下,就风风火火开始工业区前期准备工作。正是袁庚的这种工作风格,导致很多关于他的批评或怀疑。“搞独立王国”、“里通外国”、“独断专行”、“奢侈腐败”等告状信从未中断,而或明或暗的针对袁庚的调查也从未中断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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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虽然揭发调查还在暗地里进行,但蛇口工业区建设推进并未放缓。1979年1月,叶飞给李先念写信,请他抽时间听取袁庚的汇报。很快,1月31日,刚过完春节,袁庚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汇报。当日,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的办公室。袁庚的汇报从招商局的成立开始,一直讲到在蛇口设立工业区,他拿出地图,请李先念看:“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,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,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。”


李先念仔细看完地图说:“给你一块地也可以。”他拿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,在地图上一划:“就给你这个半岛吧。”袁庚一看,很大一块地方,足有30多平方公里,他惊呆了,大概算了下,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!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,只敢拿走了2.14平方公里,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


选址遗恨——改革者的妥协无奈

这件事成为很多年后袁庚检讨自己的三大遗憾之一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丁宁宁也曾批评袁庚: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,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为什么不敢要这36平方公里的土地,袁庚曾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涂俏的采访时说:“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?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,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。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,作为一个领头人,我要负很大责任的。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,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,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。”


随着李先念的批示通过,很快,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具体问题的讨论就顺利展开。虽在讨论中,还有很多问题无从解答,例如袁庚要求的一些“特殊待遇”,争论激烈,无法说清。最后谷牧表态:“不要再议论了,原则已经定了,大家都要支持,总共就300亩的地方,交通部先走一步,试一下,现在就‘照此办理’(李先念批示)起来。”


前后4个月,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2月,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工,就完成了改革开放的初次尝试。对蛇口工业区设想能够顺利实现,袁庚曾总结:那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,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,国务院也派出了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,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。我们的报告恰在这个时候递上去,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,又有广东省支持,还不要财政拨款,认为可以试一下,因此事情才能很快定下来。


蛇口工业区应运而生

1978年12月底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。会议公报明确,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这使叶飞更坚定了创建蛇口工业区的信心。1979年1月26日,他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共同呈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《报告》。同时,向李先念建议:在广州主持这项工作的袁庚同志现在北京,若需了解具体情况,可由他当面汇报。


1979年,袁庚趁机提出:“《报告》中关于免税进出口的问题,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《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》第四条提出的。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,在《报告》上面签个字,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。”李先念遂说:“好,我批!”一边说着,一边在《报告》上批道:“拟同意。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,就照此办理。先念,1979.1.31。”


2月1日,叶飞与彭德清、袁庚一起召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,具体研究了《报生》落实问题。在具体分析了各部门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后叶飞强调:这是当前全部的工作重点、中心,要把最强的力量拿上去,以最快的速度搞起来。


2月2日,谷牧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,研究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问题。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李先念的批示精神,要求各部门、各单位都要尽可能给予配合和支持。2月11日,交通部统一组织一个35人工作队,包括1名总工程师和各方面专家、技术人员34人,登上南下的列车。他们任务是到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进行实地考察,拟订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“五通一平”(通水、通电、通航、通车、通信,平整土地)工程方案。 2月28日,招商局与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、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正式签订了蛇口工业区设计委托书。


就这样,蛇口工业区在人们新奇、疑惑的目光中破土动工了。首期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土地,建设了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、变电站、供电线路、引水工程、通信工程,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。施工过程中,拓荒者们借鉴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,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,振聋发聩地叫响了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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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蛇口工业区全面启动后的1979年2月底,开国上将叶飞离开交通部,再披戎装,担任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。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进展。他不仅自己多次前往视察,还带着海军的领导同志前往参观。他还多次邀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,指导蛇口工业区的创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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