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：谈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绝对绕不过蛇口。这段历史似乎已被反复咂摸，但事实上，历史仍有许多鲜活的细节掌握在个人身上。大历史的记录未必能将这一切详尽备述，而个人的忆述或许能为蛇口改革的历史提供另一种维度。

下文，方升研究将通过叶飞这位南山蛇口破冰之旅亲历者的视角，重新解读“真正”的袁庚先生是什么样子？同时，改革开放第一扇对外窗口——蛇口工业区在诞生之初，又经历了哪些震动人心的拼搏奋斗？       

为什么是蛇口？

深圳南山蛇口区位优势在今天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倒推：改革开放初，中国第一家产业园区非蛇口不可，宝安县、香港未来都没南海之滨的小渔村有发展潜力。袁庚选址蛇口，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，在那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素，而且还有言论认为此地仅适合搞旅游度假。

70年代的蛇口

“前港—中区—后城”由来

1973年，袁庚先生找到在部队时的老领导——时任交通部部长的上将叶飞，正式进入交通部外事局，不久后任外事局副局长。在这期间，他随叶飞多次出国考察，在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之中，袁庚对中国经济体制弊端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也令他思路活跃、思想开放的特点更显突出。叶飞也不时同袁庚等人探讨：哪些东西可以“拿”回来为我所用？中国交通发展怎样才能快些、更快些？

例如，1977年5月，叶飞第一次率团出访瑞典、芬兰、丹麦、挪威等北欧四国，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亦在代表团之列。因急于改变中国交通的落后面貌、毫不隐讳自己奉行“拿来主义”，叶飞使出此次访带有鲜明的专业考察性质。

前后半个多月，叶飞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参观了斯德哥尔摩、哥德堡、赫尔辛基、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，对大小不等的多家造船厂、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，从技术到管理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了解。参观考察后，北欧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设备、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，给叶飞、袁庚等代表团成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特别是重技术、重人才、重科研的管理理念，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、竞争意识，及通过港口保税区、工业区扩大生产经营的做法。

香港招商局的再度利用

此次出访回国后，叶飞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，列入交通部重要议事日程。1975年，叶飞任交通部长后，在大批量购买远洋运输船的过程中，招商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。

叶飞曾说：“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，既为国家海运服务，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，为国家赚外汇，搞扩大再生产，同时积累、总结管理经验。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。”

李先念非常赞同叶飞的发言，当即表态说：“对香港，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。现在苏联都在香港建厂，我们为什么不搞？我的意见，不光是交通部这几个厂可以搞，还可以搞它几十个厂。香港是我们的嘛！搞100个厂也不算多。毛主席以前讲过，我们对香港是‘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’。现在‘长期打算’是长期打算了，就是没有‘充分利用’。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。” 会后，交通部党组决定派袁庚去香港，对招商局的人力、物力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考察。行前，叶飞向袁庚交代：“要认真考察一下，看这个机构能否有用，能用到什么程度。”

因此，1978年，已61岁的袁庚正准备离休回家养老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交通部党组准备派他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消息。于是，袁庚动心了。到香港工作之后，为扩大招商局船务事业，一直想在香港买块地。不过，让他丧气的是，即便退而求其次跑到澳门，也同样发现这里的土地价格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。

据《招商局史》简介，1978年的香港土地价格之高，仅次于日本东京，中心区每平方英尺已至1.5万港元，郊区工业用地也达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以上。同时，劳动力缺乏、用工成本过高等因素，使得袁庚只能打消了在香港买地的念头。

1978年7月，国务院专题研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，产生许多新理念，包括放手利用外国资金，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、管理和设备等设想。正值此时，袁庚在叶飞支持下，以交通部党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，建议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优势，放手利用外国资金。很快，报告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批准，决定“放权”，“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”，让招商局“放手大干”。李先念副主席批示：“……手脚可以放开些，眼光可以放远些，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！”

8月30日，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，专门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。这次会议，原则上通过了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》（以下简称《请示》）讨论稿，同时作出决定：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；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，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。

这一人事安排，叶飞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的。曾生、袁庚两人不仅政治坚定、思想开放，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、事业心，且都是广东人。战争年代，曾生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书记、新四军东江纵队司令员，毗连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当年是东江纵队的基本活动地区。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的作战科长、炮兵团长等职，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，“四人帮”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，袁庚受牵连被关押多年，落实政策后调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。叶飞后来说：“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，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：熟悉香港；会讲广东话；懂得市场，会做生意。”所以，曾、袁两人都是最佳人选。

在这次会上，叶飞讲了一段在当时听来很“出格”，也曾经颇受非议的话。他说：“驻香港的干部，要懂得做买卖、懂得广东话、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，否则是要吃亏的。既然派袁庚去，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。有些事情，他有权就地处理，不要事事请示。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，驭将必败。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，什么事情都要请示，那还行？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，行政上都归招商局，袁庚同志总负责，就是大老板，在香港就能拍板。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，要请示部里。其他业务工作，不要事事请示。经营方面，凡能赚钱的都办，要跳出交通部业务的范围。考虑问题不能光从交通部的角度，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。体制完全改变，单立户头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就是和国内断线，不上缴财政，利滚利，滚雪球，这样才能越滚越大。这样做，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，只是不通过财政部，而是由交通部自己上缴。”

此后不久，社会上传说袁庚去香港前叶飞曾交代：到香港后，“除掉妓院、赌场不能干，什么赚钱都可办”。为核实这句话，查对了交通部当年的会议记录，如上的原话是没有的，记录上除前边引的一段外，另有几句是：“你去以后可以看，什么赚钱都可以干，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，你可以搞。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。授你权，就是这个方针。”当然，为简单、扼要，说成“除掉妓院、赌场不能干，什么赚钱都可办”，意思上也不为错。

选址蛇口——毗邻香港区位优势

关于工业区地址选择，招商局高度重视，提出到沙头角、蛇口、大鹏湾三个公社进行实地考察，然后根据三地的地理、经济及水、电供应等情况再作决定。王全国表示：招商局搞工业区，要有配套设施，包括水、电、码头、道路和相应的福利、文化、医疗设施。你们应先去考察一下再定。”

金石、张振声等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后，经综合考虑比较，最后选定蛇口公社。这里靠近电网，有用电便利；靠近白坭水库，饮用水便利；这里占用农田不多；离蛇口镇不远，生活供应比较便利；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，盐田水深港宽，大亚湾水域辽阔，宜建深水港。

事实上，此时的蛇口公社，还是一个逃港风潮的前沿阵地。据当时宝安县不完全统计，1978年1月至11月，全县共外逃1.38万人，逃出7037人。广东省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，这一年在宝安县一地就堵截收容了逃港人员4.6万多人。

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呈之后，广东省、交通部很快通过并上报中央。不过，袁庚是急性子，胆子又大，在中央还没批复报告的情况下，就风风火火开始工业区前期准备工作。正是袁庚的这种工作风格，导致很多关于他的批评或怀疑。“搞独立王国”、“里通外国”、“独断专行”、“奢侈腐败”等告状信从未中断，而或明或暗的针对袁庚的调查也从未中断过。

不过，虽然揭发调查还在暗地里进行，但蛇口工业区建设推进并未放缓。1979年1月，叶飞给李先念写信，请他抽时间听取袁庚的汇报。很快，1月31日，刚过完春节，袁庚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汇报。当日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的办公室。袁庚的汇报从招商局的成立开始，一直讲到在蛇口设立工业区，他拿出地图，请李先念看：“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，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，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。”

李先念仔细看完地图说：“给你一块地也可以。”他拿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，在地图上一划：“就给你这个半岛吧。”袁庚一看，很大一块地方，足有30多平方公里，他惊呆了，大概算了下，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！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，只敢拿走了2.14平方公里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。

选址遗恨——改革者的妥协无奈

这件事成为很多年后袁庚检讨自己的三大遗憾之一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丁宁宁也曾批评袁庚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，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为什么不敢要这36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袁庚曾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涂俏的采访时说：“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？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，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。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，作为一个领头人，我要负很大责任的。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，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。”

随着李先念的批示通过，很快，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具体问题的讨论就顺利展开。虽在讨论中，还有很多问题无从解答，例如袁庚要求的一些“特殊待遇”，争论激烈，无法说清。最后谷牧表态：“不要再议论了，原则已经定了，大家都要支持，总共就300亩的地方，交通部先走一步，试一下，现在就‘照此办理’(李先念批示)起来。”

前后4个月，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2月，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工，就完成了改革开放的初次尝试。对蛇口工业区设想能够顺利实现，袁庚曾总结：那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，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国务院也派出了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，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。我们的报告恰在这个时候递上去，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，又有广东省支持，还不要财政拨款，认为可以试一下，因此事情才能很快定下来。

蛇口工业区应运而生

1978年12月底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。会议公报明确，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这使叶飞更坚定了创建蛇口工业区的信心。1979年1月26日，他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共同呈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《报告》。同时，向李先念建议：在广州主持这项工作的袁庚同志现在北京，若需了解具体情况，可由他当面汇报。

1979年，袁庚趁机提出：“《报告》中关于免税进出口的问题，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《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》第四条提出的。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，在《报告》上面签个字，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。”李先念遂说：“好，我批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在《报告》上批道：“拟同意。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，就照此办理。先念，1979.1.31。”

2月1日，叶飞与彭德清、袁庚一起召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，具体研究了《报生》落实问题。在具体分析了各部门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后，叶飞强调：这是当前全部的工作重点、中心，要把最强的力量拿上去，以最快的速度搞起来。

2月2日，谷牧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，研究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问题。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李先念的批示精神，要求各部门、各单位都要尽可能给予配合和支持。2月11日，交通部统一组织一个35人工作队，包括1名总工程师和各方面专家、技术人员34人，登上南下的列车。他们任务是到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进行实地考察，拟订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“五通一平”（通水、通电、通航、通车、通信，平整土地）工程方案。 2月28日，招商局与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、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正式签订了蛇口工业区设计委托书。

就这样，蛇口工业区在人们新奇、疑惑的目光中破土动工了。首期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建设了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、变电站、供电线路、引水工程、通信工程，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。施工过程中，拓荒者们借鉴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，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，振聋发聩地叫响了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……

在蛇口工业区全面启动后的1979年2月底，开国上将叶飞离开交通部，再披戎装，担任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。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进展。他不仅自己多次前往视察，还带着海军的领导同志前往参观。他还多次邀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，指导蛇口工业区的创建。